1927年4月的上海，街头贴满了悬赏通缉令，哨兵在每一条弄堂口盘查行人。周恩来刚刚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转眼就成了蒋介石“清党”名单上最刺眼的名字。他蓄着胡子，混在人群里，被二十六军的士兵从棚户区搜了出来，押往浦东某团部。 按理说，以周恩来当时的身份，落到蒋介石嫡系部队手里，几乎没有生还可能。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蒋介石后来一辈子都不愿意多提——团部里几个黄埔出身的军官认出了他，其中一位名叫鲍靖中的团长直接把他护送出了防区，骗过数道岗哨，一直送到火车站附近。更耐人寻味的是，鲍靖中的上级得知此事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不知道。 一个被最高统帅公开通缉的共产党要员，在自己的嫡系部队里被“放”了。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周恩来在国民党体系内部，早就不是“敌人”两个字能框住的人。 后人谈起蒋介石为什么终身不动周恩来，很容易归结为“周总理人品太好，连对手都不忍心下手”。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美好，但它解释不了一个基本事实：蒋介石对政敌从来不手软。邓演达被他秘密处决，杨虎城在解放前夕被灭门，张学良被软禁了大半辈子。这些人的人品难道不好？真正的原因，远比“人品”两个字冷酷得多，也复杂得多。 第一层原因，藏在黄埔军校的课堂里。 1924年的时候，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了，而蒋介石是校长，在一个地方管思想，另一个地方负责训练军队，那时候合作得还可以嘛。后来很多人都夸耀说，黄埔军校里他最得力的一个助手就是周恩来，还有邓演达。 不过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这两个都是他杀了或者永远不敢杀的人。因为周恩来到黄埔的时候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他在那一批年轻的军官的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像胡宗南就是在黄埔的第一期学习过的，后来统兵的几十万人里面，他见到周恩来他就总是把老师的态度放在那里。 1943年的时候周恩来经过西安了，那时候胡宗南就专门设了酒会招待他，在喝酒的过程中对下面的人就说：“我们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跟周先生有师生的关系。”这并不是说客套话而是他自己在公开场合宣布自己的态度了。 黄埔系这是蒋介石统治中国的根据地，这些人的忠诚对于蒋介石的权力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周恩来在这个地方埋下了一层蒋介石没有办法清除开的“师徒关系”。动周恩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是要杀掉他一个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在动摇整个黄埔系统之间的信任。 蒋介石晚年自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大体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动手来打周先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这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所谓蒋系里面的信任的关系。当然也不是不想打吧，只是不能动而已。 第二层原因，在西安事变那张谈判桌上彻底锁定了。 1936年的时候张学良和杨虎城扣住了蒋介石，南京方面何应钦他们主张用武力去讨伐他。表面上说是为了救蒋实际上是在巴不得让蒋介石死在西安。 这时候周恩来到了西安了，在周恩来采取的一个方法出乎很多人意料，他说不是来杀蒋而是把“救蒋”的责任推给了南京那边的人，并且还挑明了就是主战派的何应钦要承担这种道义上的负担。 另外对于那些主张和平谈判的人周又开了一个门让他们可以去谈判。换句话说周恩来用了一个桌子谈判，在那个时候胡宗南就变成了蒋介石所说的被扣住了的一个“活着回来的领袖”。蒋介石到了南京之后，张学良就被扣了，杨虎城后来也被杀了，只有周恩来的这个话不能动。 原因很简单：从以后的一段时间开始周恩来了就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面蒋介石最不敢碰的那个棋子。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时候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国共合作的真正的联络人。 如果蒋介石要动手打周的话就等于说中国的抗战的大团结破裂了，而且全国所有中国人还有其他的民主人士和外国人都会怎么样来看呢？这些蒋介石他都是很明白的。 第三层原因，是周恩来本人的“不可替代性”。 蒋介石恨周恩来，但他也需要周恩来。从1937年到1946年，国共之间所有重大谈判，周恩来几乎都在场。他前后与蒋介石国民党周旋十年，谈判桌上“无一败绩”。对蒋介石来说，周恩来是一个能谈事的人。他说的话，中共那边认；中共那边的要求，他转述给蒋介石，蒋介石也听得懂。 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在重庆那几年，大后方文艺界、新闻界、民主党派，甚至美军观察组的人，都对他有相当高的评价。蒋介石如果公开对周恩来做“极端动作”，毁掉的不只是一个人，是国民党政府在整个抗战阵营里的道义形象。 所以，蒋介石不杀周恩来，本质上是一道算术题：杀他的收益，远远抵不上杀他的代价。鲍靖中当年在浦东放走周恩来，是因为他算得清楚师生情分值多少。蒋介石一辈子没动周恩来，是因为他算得更清楚——动这个人，断的是自己的根。 周恩来当然有人格魅力。但一个在政治场上活了半辈子的人，不可能靠“人品好”活下来。让蒋介石一辈子没敢动手的，是一张由师生关系、政治筹码、战略利益和博弈威慑织成的网。这张网，比任何道德评价都结实。 特别